埃爾多安的連勝休止:土耳其經濟正為長期政策失誤付出代價?

撰文:The Conver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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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土耳其的選票並非由經濟決定。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在經濟前景惡化的情況下,幾乎贏得了他參加的每一次選舉。

作者:倫敦國王學院金融學教授Gulcin Ozkan

這是因為身份政治在土耳其扮演着重要角色。埃爾多安領導的正義與發展黨(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AKP)執政22年,其政策造成了國家的兩極分化。

然而,埃爾多安的連勝勢頭在3月31日星期日土耳其地方選舉後戛然而止。這是2002年以來,埃爾多安領導的正義與發展黨首次在地方選舉中失利,而主要反對黨則在伊斯坦堡和安卡拉等重要城市取得勝利。

這次選舉的形勢之所以與以往不同,是因為多年政策失誤所累積的問題已經開始嚴重影響到土耳其的經濟。

在選民前往票站之際,土耳其的經濟形勢究竟如何呢?

3月21日,土耳其央行出人意料地將利率上調至50%。埃爾多安在2023年5月連任總統後連續加息,這次則是最新的舉措。此舉被視為土耳其央行決心打擊徘徊在70%附近失控通脹的證據。

上調利率的舉措獲得廣泛好評,人們認為這是長期實施非正統貨幣政策的土耳其所迫切需要的。埃爾多安之所以採取非常規政策立場,是因為他深信提高利率會加劇而非緩解通貨膨脹水平。

圖為2024年3月,伊斯坦布爾一名女性在投票站投票。土耳其於3月31日(周日)舉行市政選舉投票,總統埃爾多安領導的AKP黨希望在此次選舉奪回在2019年失去的城市,包括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爾和首都安卡拉。(Getty)

疫情和俄烏戰爭在全球引起通脹率大幅增長。幾乎所有國家的中央銀行都提高了利率,而土耳其卻進行瘋狂降息。人為的壓低利率進一步推動了國內通脹率上升,使土耳其的通脹水平與阿根廷和委內瑞拉這兩位「世界冠軍」相當。

與其他新興經濟體脫鈎

面對全球金融緊縮,新興市場展現出令人驚訝的韌性。許多新興經濟體沒有受匯率的大幅波動波及,沒有受到債務困擾,並成功控制了通貨膨脹,上一次全球金融危機的歷史沒有重演。

這其中的一個原因是新興經濟體成功改進了政策框架,特別是加強了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具體而言,這些國家的中央銀行大大加強了溝通,提高了透明度,在預測通脹方面的能力也大大增強。因此,智利、捷克和南非等國都展示出優於發達經濟體的表現。

遺憾的是,土耳其在這方面是個例外。該國完全放棄採取獨立的貨幣政策,其中央銀行更在過去五年中換了六任行長。

政治在土耳其經濟政策中的作用更是不成比例。土耳其於2018年對憲法進行了修改,賦予埃爾多安重大行政權力,以在2023年總統大選前推動一項非常慷慨的支出。

圖為2024年3月29日,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路人經過一輛印有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頭像的競選卡車。(Getty)

該國最低工資大幅提高,還得以實施成本高昂的養老金計劃和補貼住房項目。公共開支的擴大自然令本已醞釀的通脹壓力加劇。

在寬鬆貨幣政策的大環境下,土耳其是一個異類,而在2021年至2023年期間、其他國家都在收緊貨幣政策之際,土耳其卻在降息。這就是土耳其央行現在不得不在其他國家剛剛進入寬鬆貨幣周期的時候提高利率的根本原因。

這有什麼影響?

貨幣政策失誤對大多數國家來都影響重大。但對於像土耳其這樣對貿易和資金流動高度開放的國家來說尤甚,因為對這些國家來說,國內經濟波動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匯率變動。

土耳其里拉是埃爾多安非正統貨幣政策的最大輸家之一。在過去六年裏,里拉對美元的匯率大幅下跌。2018年1月,你需要拿出3.76里拉才能購買1美元。如今,這一數字漲到了31.9里拉。

里拉幣值的大幅波動對土耳其經濟影響重大的原因有幾個。

圖為2023年7月19日,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人們在貨幣兌換處外等待。2023年7月20日土耳其中央銀行宣佈利率之前,土耳其里拉連續第二天創下27.00里拉兌1美元的歷史新低。(Getty)

首先,土耳其進口商品的很大一部分是生產過程中所使用的產品,特別是佔該國出口近一半的車輛、設備和機械器件。里拉的任何一點貶值都會推高投入成本,進而抬高價格,降低該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

其次,土耳其從國外進口大量能源。同樣,里拉的一丁點貶值都會增加進口能源的成本。

第三,土耳其有大量的外幣債務。這就讓里拉貶值的代價更高昂。里拉的任何貶值都會放大償還一定水平的外幣債務所需的資源量。

前路

土耳其回歸更正統的經濟政策是個好消息。但是,土耳其這一轉向太晚了,即使緊急扭轉政策也不足以扭轉經濟頹勢,尤其是在抗擊通貨膨脹能力方面。持續的通脹壓力迫使國民增加外幣持有量,這對里拉造成了進一步的壓力。

面對外資流入的放緩,政府不得不消耗大量外匯儲備,以防止里拉進一步貶值。3月21日的大幅加息也應被視為類似的情況,這是土耳其為過去的政策失誤所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更重要的是,土耳其回歸更傳統的經濟政策已近一年,卻沒有以適當的機構改革為核心的經濟結構調整計劃。如果需要證明強大而獨立的政策機構是否有利於經濟表現,那麼其他新興經濟體最近的恢復力就足以證明這一點。

巴西便是其中一個案例,該國就不僅從疫情中強勁反彈,更成功地控制了通貨膨脹,其貨幣的表現也在全球名列前茅。

本文轉載自The Conversation,香港01獲授權編譯,未經授權不得轉載,點擊閱讀英文原文